北京华美达翻译公司

为迎接2008年奥运作准备，北京市政府决定着手治理公共标牌上错误翻译

英国广播公司报道，中国很多大中城市，在公共场所都提供有中英双文指示标牌， 但错误英文随处可见，经常出现不通中文、真正需要英文指示的游人站在标示牌前不知所措或捧腹大笑的现象。

比如，北京国际机场的紧急出口上标有"平时禁止入内"的牌子，对照英文却写成"No entry on peacetime"(和平时期禁止入内)。 
北京中华民族园是介绍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公园，牌子上的英文却被写成"Racist Park"（种族主义公园)。

来到中国的游客估计绝大多数都希望能品尝一下地道的中餐。不过，如果初来乍到，不了解中国餐馆菜谱上的英文多数是从中文菜名中词不达意、错误翻译而来，那么不少人估计会吓上一跳。

例如，不少菜谱把"铁板牛肉"翻译成"有皱纹的铁牛肉"Corrugated iron beef)；"宫堡鸡"则被翻译成"政府虐待鸡"(Government abuse chicken)；而"生鱼块"成了"砍那陌生的鱼"(Chop the strange fish)。

目前，北京政府已决定将推出统一的翻译规则手册，以便能在2008奥运到来之前，尽量改变英文标牌中国人、外国人都读不懂的现象。

这是一个翻译的时代，在我们生活的几乎每一个角落，都能见到翻译的身影，网络技术更进一步将“地球村”中的众声喧哗以“同声传译”般的速度传送到我们的耳鼓。我们吸收着翻译带给我们的新思维和新知识，我们随着翻译而进入一个新的世界。翻译早已不止是一种只与少数人相关的专门技艺，翻译研究也早已超越了“信、达、雅”的老“三字经”，超越了纯粹技法斟酌的狭窄范畴。

翻译已经成为一种当代人的思维方式，成为一种当代的文化形态，甚至成为当代人的一种生存方式。也许，巴别塔终有一天会建成，人类古老而崇高的通天塔理想终有一天会实现，但迄今为止，拥挤在建塔工地四周的肤色、种族、语言、信仰各异的人们，还得借助于翻译来沟通，来促进彼此的理解，来消除隔阂、误解和误读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翻译不仅是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沟通理解的方式，也是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相互沟通和理解的方式。翻译和翻译研究不仅是这个时代文化的重要主题，而且是当务之急。许钧最近出版的新著《翻译论》，就是作者拥抱这个翻译时代的产物。作者对翻译所作的深入思考，使我们更加领悟到翻译对于这个时代、对于当代文化以及对于我们的生存方式的意义。正如许钧在该书《后记》中所说的，《翻译论》是他“二十多年来所走的翻译探索之路的回顾、反思和小结”。这是对中国翻译研究极为关键的二十多年。其间，中国翻译研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，它从一种技艺变成一门学问，从一门单薄的寄人篱下的学科，发展为内涵丰富厚实自成体系的二级学科。以《中国翻译词典》和“中华翻译研究丛书（第一辑、第二辑）”等为代表的一批学术成果的出版，标志着翻译学科的成长与成熟。与此同时，翻译学科也呼唤着一部对翻译作整体理论思考、并且能够反映这二十多年翻译研究最新成果的《翻译论》的诞生。许钧是翻译学科这二十多年成长历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。他不仅有丰富的翻译实践，而且有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。他所翻译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（卷四）、《名士风流》、《邦斯舅舅》以及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，已经显示了他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才华和成绩，并为他赢得了法国政府颁发的“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”。他的《文学翻译批评研究》、《译事探索与译学思考》、《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——翻译对话录》、《文字•文学•文化——〈红与黑〉汉译研究》、《当代法国翻译理论》等著作，则表明他在文学翻译研究、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等方面都有广泛而深入的思考。

《翻译论》一书纲目清楚，思路清晰，从翻译本质、翻译过程、翻译意义、翻译因素、翻译矛盾、翻译主体到翻译价值与批评，作者不仅深入探讨了何为译以及如何译的问题，更精微剖析了为何译以及译何为等理论问题。在论述中，作者旁征博引，例证丰富，不管是国内外翻译理论，还是古今名家的翻译实例，都信手拈来，并且涵泳消化，融入到系统的思维框架之中，进而升华到一种新的高度，进行文化和哲学的思辨讨论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读着许钧的《翻译论》，不禁联想到《庄子》中的两段故事，联想到这两段故事中的两个人物。一个是《庄子•田子方》中提到的楚人温伯雪子。据说孔夫子曾经称道他：“若夫人者，目击而道存矣，亦不可以容声矣。”所谓“目击道存”，是说通过直观感觉就可以体悟至为深微精妙的天道，而不必借助于语言的表达。从道安到傅雷，中国古今翻译家中正不乏这一类服膺“目击道存”、以“大道无言”为最高境界的大师级人物。对这些大师，我们除了仰之弥高，恐怕也不免惑之弥深。另一个是《庄子•养生主》中写到的庖丁。庖丁解牛，刀法神妙，能够“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”。事毕，“提刀而立，为之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。”充满自豪和得意。但是，庖丁自称“臣之所好者道也，进乎技矣”。他并没有满足于二十多年的解牛经验，并没有就此停滞不前，而是超越“技”，进入更高的“道”的境界。当年文惠君听了庖丁一席话，从中领悟了“养生之道”，于是称善不已，今日许钧著书论译，也许与庖丁解牛不无相通之处。盖其落笔著论，条分缕析，“依乎天理”，切中肯綮，正如一次精彩的“解牛”过程。我的目光追随着文字，得以亲历这一过程，并进而领悟其中之道，从而对这个翻译时代与翻译精神有了深新的领悟。

毋庸置疑的是，我们正处在一个翻译的时代。按照许钧给翻译所下的定义，“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，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。”可以说，我们正处在一个跨文化交际的时代。跨文化对话活动最不可或缺的就是一种“翻译精神”。什么是“翻译精神”呢？用许钧的话说，就是“敢于打开封闭的自我，在与‘异’的交流、碰撞与融合中丰富自身的求新的创造精神”。再进一步说，这种翻译精神不仅体现在翻译的整个过程当中，更融化于翻译的每一项本质特征当中。“从本质上看，翻译的社会性重交流，翻译的文化性重传承，翻译的符号转换性重沟通，翻译的创造性重创造，而翻译的历史性重发展。交流、传承、沟通、创造与发展，这五个方面也恰正构成了翻译的本质价值所在，从某种意义上，它们也是翻译精神之体现。”这种翻译精神，不正是一种当代文化精神吗？

我们的时代需要翻译，正如我们的文化需要翻译精神一样。